018 番僧和钟表(1/2)
“左庶子可有熟知欧罗巴诸国事物者向本宫推荐?”不让见欧洲传教士洪涛也没辙,只能退而求其次。
按照叶向高的说法,这些传教士多年前已经到了明朝,且在福建、江浙地区溜达了很久,懂大明礼仪和汉话,身边聚集了一群好奇心比较强、愿意了解世界的士人阶层和官员。
“与利玛窦最近者首推李之藻,此人是万历二十六年(1598年)进士,杭州人,现任工部营缮清吏司员外郎,从五品,通西番话。殿下若要当面询问,臣愿引荐!”
李之藻是谁洪涛真没印象,但见一见也没害处。不用多,聊一个时辰具体事物就能知道此人是被基督教引诱了,还是向往未知喜欢钻研。
如果是前者,以后不见就是。如果是后者,嘿嘿,多了个帮手呗。即便现在用不上,将来也能助自己一臂之力,闲了置忙了用嘛。
说起悄悄做准备,洪涛可就有精神了。从四岁拿起毛笔跟着生母王氏学写字开始,他在没事的时候写写画画了很多张纸,一张张编号用不同的书册夹好,放在床头的小箱子里。
在外人眼中这些纸张全是小孩子的顽劣之作,看不懂且毫无价值,但在洪涛眼中则值连城。它们都是用现代英语记录的后世科技产品生产资料,从参数到加工方式能想起来的全写上了,只要配上合格的工人立马就能变成工艺流程。
洪涛早在断奶之前就琢磨明白了这一生的走向,想改变命运必须先改变身边的环境、想改变环境就要改造人的思想、想改造人的思想就要提供足够的诱惑。比如物质和精神,第一步就是物质。
古人常说衣食足则知廉耻,仓禀足则知礼节。明朝人不是不喜欢进步,也不是天生懦弱。他们大部分吃不饱、穿不暖,整天在为生计奔波。非要振臂高呼消灭阶级剥削、推翻封建统治,谁有功夫听,谁又有时间琢磨?
人只有在吃饱喝足,满足了一部分物质需求、生存状态不是太紧迫之后才有心情去琢磨人生的意义和世间的道理,进而想到将来该如何。人也只有具备初步抵抗灾难的能力之后,才肯为别人稍稍损害自己的利益。
明朝的官僚、地主阶级倒是具备这些条件,且学问高深者众多,他们为啥不去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呢?同样是环境不允许。
别看他们手里有权有钱,可是稍有松懈立马就会被更大的权势吞没。政治斗争的失败往往标志着一家一族的兴亡,也就一时一刻不能停止争夺。先和皇权争再和同僚争,生命不息斗争不止,永远没头。
从本质上讲明朝的百姓和官僚地主全处于同一种环境中,那就是商鞅所发明的理论。通过各种办法让人们时刻处于疲于奔命的状态,减少思考时间,然后皇权就容易巩固了。
很显然,商鞅这套东西在当时有效,就像王安石和张居正的变革一样,能在短时间内改变现状。可一旦时间拉长弊端就越来越显著,斗争过于激烈,连皇权也被卷了进去,大家一起斗吧,没完没了。
改朝换代并阻止不了此类情况的循环往复,纵观中华文明几千年,开国之君通常可以依靠个人能力压制副作用,但越往后越压不住。一旦某位继任者能力不足立马就会崩盘,不可收拾。
也不是没人试图改变,可文化这个东西平时摸不着看不见,一旦形成体系就非常执拗,轻易不会变,且出了问题无法自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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